国家兴　佛教兴

——新加坡《海峡时报》记者采访录（上篇）





    11月15日，新加坡《海峡时报》记者吴女士来到北京龙泉寺，对学诚法师就“佛教与社会的关系”这一话题进行采访。学诚法师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，谈到宗教本土化的重要性，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宗教对未来世界的影响，以及不同宗教间的互融沟通、和谐共存对世界和平的作用，从而对佛教与社会的关系做了深入阐发。



《海峡时报》记者采访师父



佛教中国化的过程

《海峡时报》记者：请您介绍一下佛教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中国人的信仰？

学诚法师：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也已经有一千多年了，但从这三个外来宗教来看，佛教是同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。为什么呢？佛教传入中国，首先面临经典翻译的问题。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哲学的术语、哲学的思想，比如老子、孔子的思想，当然他们的思想和释迦牟尼佛的思想还是不一样的。中国如何更好地诠释释迦牟尼佛的思想？如果单纯将印度这些名词术语照搬过来，是很难为人所理解的。因为佛经里面很多名词术语，是中国本来没有的，中国文化中本来没有这种思想。怎样将这些经典准确地翻译过来，又能够让人看得懂，过去很多高僧大德就借用了儒家、道家、老庄的名词术语，比如“有为”、“无为”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然而佛教虽然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名词术语，但内涵并不完全相同。例如佛教“有为”、“无为”的观念和老子“有为”、“无为”的思想是不同的，仅仅是借用它的名词而已。佛教从汉朝传入中国之后，通过这样的方法让中国人能够逐步理解佛经。反过来，佛教思想又同时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最明显的例子是宋明理学，理学就是结合了佛教华严宗、禅宗和儒家思想形成的。比如道家，它本身也没有《道藏》，因为看到佛教有藏经，所以也编了藏经。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它同儒家、道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互相融合，互相促进。过去儒家占正统地位，从汉朝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开始，儒家的地位就非常显著。我国科举一千多年以来都以儒家为主，佛教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怎样跟中国的社会相适应，就是要面对中国的儒家、道家文化，要面对中国的社会。新加坡把孔子作为儒教的代表，实际上道教也仅仅是汉朝张道陵创立的，但儒教和道教与现在世界上通常所说的宗教还是不同的，跟佛教所说的宗教的意义也不同，不是一回事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它一方面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思想，同时又能够回馈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，促进和刺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。这样，不知不觉，儒释道三家就水乳交融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。敦煌石窟也好，龙门石窟、云岗石窟也好，这些都是佛教艺术的瑰宝；现今发现最早的印刷品就是佛教的《金刚经》。中国佛教留下了一大笔非常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，也可以证明历史上佛教的繁荣。

    其次，从汉朝开始，从新疆、甘肃到陕西、宁夏、河北，整个丝绸之路，从河西走廊下来，是佛教最发达的地方，同时也是历史上经济最繁荣、最发达的地带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我们同外国的交往都是通过丝绸之路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刚好相反，最发达的地方反而是沿海地区——福建、广东、浙江，这一带的佛教也最繁荣，所以我觉得佛教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度、包容度是有关的。相比而言，我国西部发展比较慢，佛教也就不如沿海地区兴盛。所以传统上有一种说法：“佛教兴、国家兴”，佛教的兴盛与国家的繁荣、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相关的。因为一个社会只有繁荣发展，才有力量来包容各种各样的思想，尤其是佛教这样一种比较精深的精神境界。社会只有繁荣到一定程度，才会有相当多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有条件专门潜心于佛典的研究，才会有大成就。在社会动乱的年代，佛教就兴盛不起来，会遇到很多的问题。最明显的是“三武一宗”灭佛的时候，整个国家的状况都不好。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鼎盛的唐朝，佛教的成就也最高；汉朝佛教传入，汉唐都是国力比较强盛的时期。现在也是一样，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，佛教也会慢慢得到发展。我自己的看法是：随着中国文化、中国人走向世界，中国佛教也会走向世界。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，在全球化的时代，这一点将更加突出。中国佛教包含了汉语系佛教、藏语系佛教、巴利语系佛教，三大语系佛教门派最为齐全，信仰的人数最多，寺庙最多，僧侣也最多，在这方面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跟中国比。

《海峡时报》记者：中国佛教徒的人数大概有多少？

学诚法师：迄今没有很准确的统计，至少数以亿计，这是肯定的。并且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——韩国、日本、朝鲜、越南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等，这些国家的佛教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，当然也有从南传佛教国家传过去的，但华人社区的佛教主要是从中国传过去的。



宗教本土化是宗教适应当地社会的必经之路

《海峡时报》记者：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基督教也受到大家的欢迎，就好象家庭教会这种形式，很多地方都存在。

学诚法师：基督教在中国发展也是非常快的。1949年的时候，中国基督教信徒有七十万，现在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一千七百万，和那个时候比起来就是二十几倍。但这个七十万也是从唐朝开始到1949年，经过了一千多年才达到的。而1949年到现在才60年，已经翻了二十几倍。

《海峡时报》记者：基督教确实发展很快，而且年轻人信基督教的也很多，我不知道与佛教相比如何？佛教的信徒组成是怎样的？

学诚法师：佛教徒比基督徒人数肯定要多，年轻人信仰佛教的也越来越多。我刚才要讲的是：佛教也好，基督教也好，伊斯兰教也好，实际上都是外来宗教，并非本土宗教。佛教在中国两千年来，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宗教？因为它已经本土化了，这是最重要的原因，它能够适应中国社会，然后让中国的佛教本土化。伊斯兰教也好，基督教也好，它们也有一个本土化的问题。



未来世界，文化的差异将成为相互区别的标志

《海峡时报》记者：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，对国外思想的吸收，也会引起中国的改变。您觉得这种改变会怎样影响到在中国的宗教本身？

学诚法师：我觉得现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，国家概念的文化特点会越来越显著，国家、民族的概念今后更多地可能是从文化方面去体现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全球化就意味着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比如日本人、欧洲人、美国人、新加坡人也可以住在北京，可以在这里买房子，可以在这里居住。反过来，中国人也可以去外国，可以移民，可以长期居住。去国外的话，就会把中国文化带到国外，美国人，日本人，韩国人来到中国也把他们的文化带过来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么今后，哪一种文化比较能够普遍为大家所认同，哪一种文化能够真正成为一种普世价值，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。过去的文化可能更多地是区域文化，现在就要面临区域文化、本民族文化怎样和全球大家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统一的问题。因为现在信息、网络、交通开放度都在增加，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在互相交融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时期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互相融合。现在中国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都在读英语，非常重视英语，从一定意义上讲，重视英语的程度比重视中文还要大。

《海峡时报》记者：所以这也会使中国文化受到冲击。

学诚法师：语言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。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，有十三亿人口，整个欧洲和美国人口加起来也比不上中国，文化和人口的基数有很大的关系。未来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都是休戚与共、密切相关的，你看美国的金融危机即刻就可以产生世界性的影响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。反过来，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要想来统一这个世界也是不可能的，文化方面肯定将是多元的。但多元的世界、多元的文化中，哪一种文化占多大的比例就很关键。反过来说：哪一种文化、哪一种思想对人类世界的发展、对人类和平产生多大的帮助，才能占有多高的地位。因为你只有对别人有帮助，才会被人所接受。如果帮助少，可能接受的人也少。

(未完待续)



附注：《新加坡海峡时报》（The Straits Times, Singapore）是新加坡英语旗舰日报，创办于1845年7月15日，是新加坡国内受众最广泛的报纸。